◎汪惠庆

　　解放前，浦江城区上大街与下大街、东街与横街之间有四座牌坊。由明弘治十三年（1500）浦江知县虞坤设立。嘉靖五年（1526）知县毛凤韶书匾：东曰“忠文”、南曰“登云”、西曰“孝义”、北曰“遗爱”。显示当时为政者的信仰和价值取向，统称“四牌楼”。

　　四牌楼是浦江的一个地理标志，商业的代名字，一直是商贾云集的地方。浦江先民作巧成器、通财鬻货，无不赶往四牌楼地段做交易。浦江民间早期有两句俚语可见一斑：“蒙柱（棒槌）放在四牌楼三年也会抽青”“你屁股白些，放到四牌楼去”。前一句是指再木讷笨拙之人，在四牌楼站三年也会做生意。后一句是抢白人的活，意为你比别人特别些吗？

　　浦江在民国之前比较封闭，南宋永康人陈亮曾评价浦江：“浦江于婺为山邑，非宾客商贾之所奔辏。”形容本县为山区，偏僻鲜有人来往。明嘉靖《浦江志略》则称浦江“无舟楫贯通之利，无商贾贸易之饶”，说明浦江城区物质贫乏，地势偏颇，做生意人少有登足。至清道光、咸丰年间，安徽的“徽州帮”、本省的“绍兴帮”等外地商号才相继来四牌楼经商，城区通商贸易才有所起色。之后，本县的乡绅也趋势而起，在四牌楼的不同商号兴起。在清中期至解放前，四牌楼地段同时有四个商号。

　　商号一：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徽商汪兴业兄弟在四牌楼之东横街开设汪益生商号。经营各式糕点和南北货、皮蛋等食品类业务，其糕点有火炙糕、八仙糕、薄荷片、水晶月饼、麻酥糖等，副食品名噪一时。采取前店后坊、产销结合、批零兼营的模式，盛时财产总值5万银元。

　　商号二：同是徽商的汪成吉、汪万盛经营京广南北杂货，在咸丰、同治年间从徽州来浦江四牌楼开业。店铺设在四牌楼上方傅家台门南边，店号称“隆茂”。在浦江经商时曾置田地200余亩，有房屋四十余间，并建有“汪家花园”，可与后来浦江乡绅张恒泰建的“假山花园”相媲美。至民国初，其子汪如林因不善经营而败落。

　　商号三：邑人陈德俊在城内开设陈普生商号，初营米酒，后改为京货，批零兼营，生意兴隆，并在多家商店投资入股，成为全县规模较大的商店。曾与张恒泰合资开设的同庆酱园商号于四牌楼上方傅家地段，经营酱油、糕饼、南北货。张恒泰肉店，兼营收购白肉和腌制火腿运销业务，经商发达后在城北地段（今和平北路最北端）建有二十四间头，占地约2000平方米，其内院建有大型假山，曲径通幽、柳暗花明，各种奇花异草点缀其中，可与苏州拙政园媲美。1952年土改后成中共浦江县委党校所在地。1992年因和平北路扩建延伸被拆除，至今思来，是一大文物损失。

　　商号四：除以上三个商号外，四牌楼地段还有“绍兴帮”在1851年开设的王茂泰、万泰商号。王茂泰的资金与汪益生相仿，为绍兴籍商店冠名。1950年商业登记时有资产8796万元，其中固定资产6926万元，资方和职员10余人。在清至1949年间的四牌楼上大街区域，形成了“徽州帮”“绍兴帮”和浦江籍商店三足鼎立竞争之势，推动了整个浦江的商业发展。徽、绍两帮的兴起逐渐改变了浦江以往崇尚儒教、以农为本、鄙视经商的陈古守旧观念。

　　1940年后，本县张恒泰商号由于日本侵略战乱，生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。至1945年，在四牌楼尚存的汪益生、张恒泰两家商号各有法币14万元、5万元，且规模均不如战前，由于市场通货膨胀，其商号经营逐渐困难。

　　1949年解放后，浦江开始建立国营供销商业机构，对浦阳城区私营商业、餐饮服务业进行财产重估登记，采用公私合营方式，逐步转为国营。张恒泰的酱油作坊国营后，至上世纪90年代初仍在上大街，由县食品厂经营，园内上百只大缸露天摆放，偌大的尖斗笠盖在大缸上，里面发酵着酱油产品。而汪益生商号归浦江食品行业，地址仍在四牌楼之东的横街。

　　诸商号公私合营后，四牌楼地段东侧为国营副食店、布店、工商银行、刻字摊等，西边为百货店副食店、五金店以及街路两边的修鞋摊、餐饮摊等，无一空闲之地，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沿街改造。

　　上世纪70年代初，在四牌楼上下有四户，分别为汪姓、陈姓、徐姓、朱姓个体商贩，主要经营红糖（乌砂糖）、南北货、白糖（白砂糖）。受当时计划经济影响，市场管理部门经常对个体户商贩给予取缔、没收、扣押财物等处理措施。个体商贩与市场管理人员玩“猫捉老鼠”游戏，“吏呼一何怒，妇啼一何苦”，但还是改变不了这四户个体对做生意的向往，毕竟当时的生产队劳动一天只有6角至8角，而在四牌楼摆摊一天有3~5元净利润或更多。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，允许做生意，市场管理人员不再驱逐，摊位才稳定下来。四牌楼这四个个体商贩从义乌甚至广东购进红糖、白糖，每斤加价1角5分至2角，平时一天销售10余斤上下，顺销其他南北货。父亲是“徽州帮”后人，对糖果包装有一套极佳手艺，在上世纪70年代，食品厂经常请他去帮忙。红糖称好后，用米黄色粗糙的草纸先把红糖包成有头有角的梯形，然后在外面用草席条将一缕红纸条包住作为装饰，是当时流行礼品的款式。而我每次包不官正，且每次需要人手去四牌楼帮忙时“屁股朝街路”，怕遇见熟人或同学，曾经在上小学时同学说我们家“投机倒把”，为此我感到很自卑，在傍晚时盼望早点收摊。父母就说我不是做生意的料，原想过几年待我中学毕业后，把生意交给我传承的念头也打消了。

　　在腊月的二五八市日，四牌楼更是人山人海、人声鼎沸，特别是过年前几天无市日、闲日之分，摊位前全是购买年货的人。不到中午，两只大麻篮200余斤的红糖已见底，一天有百余元净收入，在当时确实“暴利”。既增加了个体收入，也是对国营副食的补充。

　　父母做这个生意是辛劳的，一年到头的市日和腊月风雨无阻。只有到年三十过年这天，母亲才不去四牌楼，在家准备年夜饭。到了中午时分，街上行人渐少，我们也就收摊过年，寒暑易节，周而复始。

　　四牌楼的摊位使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经济活跃，在上世纪70年代，城区农村鲜有造房，我家在菜园造了两间新房。在本生产队分红极低且姑娘纷纷外嫁的情况下，本队两户人家敬佩尊重父母为人，两家女儿成为我家的两个儿媳妇，在当时条件下是不多见的。

　　到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三兄长子承父业，从父母手中接过摊位。从摆摊逐渐做到四牌楼上方西边有两间店面房，且是当时城区最大的副食店，雇有店员两名，自己天南地北跑业务采购货物。经营各种南北货、京广货、本地副食品。有义乌红糖、太湖银鱼干、福建广东荔枝桂圆等等，品种达400余种。光荔枝这一项每斤可赚10~15元，在年边还常常断货，供不应求，每天的营业额达几千元，流动资金达上百万元。这让退居“二线”的母亲很欣慰，常常带孙儿去店里溜达，多亏不交给不会经商的小儿子，不然哪有今天的场面。

　　而今的四牌楼两侧已是高楼林立的商店，商品琳琅满目。东街西街也修旧如旧，但已难觅以往的市井气息，记忆中的四牌楼已渐行渐远。让我曾经在少年时代的四牌楼“经商”过往衍生出许多嗟叹，连“蒙柱”都会“抽青”，自己觉得连“蒙柱”也不如。

　　四牌楼是温婉的，至今仍给我温馨的回忆；四牌楼是市井的，在那里能看到市侩百象；四牌楼有着人间烟火气，曾伴我少年时代成长。只有过往的温婉、市井、烟火气才使我时刻保持勤俭、诚信、慈悲的为人处事情怀，并镌刻在心中。